疫情面前显担当 越是艰险越向前

这里头我想讲第一个观点，存款利率上限管理是金融结构调整的催化剂，直接融资不发达是中国金融结构不协调的重要表现。

全球经济体在2009年以后，开始艰难的降杠杆过程。对于低端劳动力需求旺盛的行业，主要是建筑业、制造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知识密集行业的发展滞后，这导致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劳动者出现就业困难。

名义GDP=货币×货币流通速度，故货币与杠杆率的关系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杠杆率=债务/名义GDP=债务/（货币×货币流通速度） 可以看到，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增加反而会降低杠杆率，这就是很多拉美国家、俄罗斯及印度等高货币增长国家和高通胀国家杠杆率非常低的原因。下面逐一分析影响中国杠杆率的这四个因素。从理论上来看，货币增长和杠杆率没有必然的联系。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导致了近期杠杆率的上升。笔者认为，经济改革有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扭转目前急速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以此来提升潜在的经济增速。

通货膨胀对经济有害，然而通货紧缩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要降低杠杆率而不减少资本总量，这只能通过资本市场，提高权益融资的比重。第二，忽视货币的资产属性。

一段时期鼓励所谓光伏企业发展，结果制造一大堆不良贷款。民营银行是指民有（非国有）股权投资的银行，还是指非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银行？如果是前者，现在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95%以上的股东来自非国有企业，股份制城商行也有近50%来源于非国有法人和自然人投资者，就是国有控制的工、农、中、建、交，也有不少于1/4的股权来自于非国有法人或自然人。第四，对货币作为广义财富转移中介的属性研究不够、对策不够。通过一种契约关系，形成价值跨时空转移的权责关系。

金融在市场上为什么需要一种信托机制？ 其一，资产所有者将资产（实物、货币、无形资产、项目收益权等）委托给专门机构运营管理，通过公平协议，实现其所有权对应的资产收益权。由规范的交易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私募市场、定向募集等多种方式完成。

说是机制问题，还应包括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机制。我们实施全球最多的货币管理措施，但又是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最严重的国度。于是一些关于房地产的假数字和谎言盛行起来。同时严控建设用地、严格建设规划，从源头控制土地的供应，同时对房屋的乱搭乱建有严格的社会监督和邻居监督。

原来作为大量经济主体用以在两个市场上选择的交易媒介、投资媒介和价值储藏媒介的全能货币，就成了国家价值储藏媒介的单一功能货币。金融市场的主体本来就是为盈利而来，不应带感情。它一段时期支撑着经济繁荣的景象，然而从根本上杀伤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主体行为的市场化和对这种市场化的产品、服务和创新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及为各类投资主体正确判断风险收益、保障权益提供良好的监管环境、法律架构和信用环境。

第三，收益和风险的分配信息是不对称的，可以任意组合成固定收益投资计划和劣后分配投资计划，并将确定性的收益和风险，以劣后分配的名义分配给所有的内部关系人，使其获得合法的收益。特别是当外汇储备超量，已成为沉重负担的前提下，仍沿袭这样的外汇政策，就不可思议。

于是就会出现三农及小微企业说金融需求不能满足，而银行则认为有效需求基本满足、不符合授信规范的需求自然难以满足的不同结论。如果房地产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神话，世界就简单得多了。

当非银行机构将借贷利率驱高到20%-50%时，一方面对实体经济资金进一步挤压，有自由资金的企业全部将资金转入小贷公司或民间借贷，以实现实体经济难以实现的高收益。中国的农村信用社就是在几十年信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走出来的，中国也没有必要重走农村信用社的老路。不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依靠退税等政策实现自身生产循环的假出口集团（在海外设立关联进口企业，制造高进口报价，挣取巨额税补，再将产品廉价输进中国），而且使财税、进出口管理、海关、地方政府等都成为出口退税政策的受益者（除了虚化了纳税人）。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不是商业金融、不是商业银行的行为。对于成本高、风险大、信息不对称、抵质押不足的所谓弱势群体，按照利息覆盖成本、利息抵补风险的原则，显然会用较高的差别利率，这不能算不公平。如果中国货币政策的取向是捆住银行和其它货币市场交易主体来放开利率，其结果只能是使货币市场进一步扭曲。

这一试验区的主要改革是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以合法的机制来确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一时间成为全国金改的主要政策取向。首先资产的现在价值是模糊的，低估还是高估，一开始就缺乏市场标准。

资金不断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实体经济收益率进一步下降。在信托所涉及的资产的收益委托项目中，即在企业重组、项目开发、矿山和房地产投资、资产并购和转让、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等领域，其资产的应有价值及收益的未来预期是模糊的，真实的信息只有内部人清楚，这就很容易形成信托项目的利益关联方的利益联盟。

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套利，套取资产的收益，信托是最有利的操作平台。说是机制问题，当然还包括政府支持普惠制金融的补偿机制。

建立政府扶助+商业保险模式，分散或转移信贷风险。正是这些金改措施，使浙江特别是温州等地成为民间高利贷的热土，大量的资金涌入，实体经济进一步遭受打压，以钱炒钱成为这一地区金融创新的主要特征。如果金融改革和监管把企业关进笼子，让企业的自主经营意识和交易权力无法正常发挥，那么放开利率是形成不了均衡市场的。政府需要扶持，则应补偿这部分利差（具体办法可以减免税、利息补贴、政策担保分散风险等）。

这批试点规定了五个条件（要有自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要有办好银行的股东资质条件和抗风险能力、有股东接受监管的具体条款、有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特定的战略、有合法可行的风险处置和恢复计划，即订立生前遗嘱）。企业创汇，国家购汇，储而不用。

普惠制金融的误区 关于普惠制金融，有两个概念。借此解决在金融市场上通过专业化运营最有效地实现所有者权益问题。

一旦上述机制完善起来，银行服务弱势群体照样有利可图，而且必将构成扎根在农村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等机构的差异化发展的特色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普惠制金融就可真正繁荣起来。这样民营银行尚未设立就已入另册，带上原罪，有歧视之嫌，那么设立民营银行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信托机制的误区 信托乃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此间夹杂着在一级、二级市场内幕交易套利的黑幕。同样的房地产、政府平台贷款，在银行信贷一刀切的限制下，要么走信托产品，信托经银信产品限制后，走证信产品，证信产品走不通就走小额贷款公司、股权基金等渠道，实在不行就走民间借贷。根据主体的偏好及自身的信息条件、分析能力作出最适合自己的安排，金融市场为这种交易行为提供丰富的产品供各类主体选择。多年业务发展的总量，在农村地区还不及农村信用社每年增量的几分之一。

一旦房地产价格趋势性下跌，投资与投机需求下降，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势必到来。大量监管套利行为的存在，证明了监管的误区，也证明了监管的不成熟。

限制重复建设和落后产能搞一刀切，而调整结构正是要对这类产业引进新技术的提升，产业的限制正好扼制了产业提升的机会。中国的金融创新在第一方面有极大成功，基本跟上了国际金融体系技术进步的步伐。

银行这样一个最需要有限责任的企业，却要承担无限责任。这种扭曲的要素价格下形成的不可比较的国际贸易价值将使中国经济付出长期惨重的教训。